目前，澳大利亚大部分地区已经完全实现电力市场化，但民用电、农业、小企业用电电价仍然受相关机构管制，这就是我刚刚强调的监管力度问题。不过，与中国不同，由于能效、节能措施以及分布式能源非常成功，澳大利亚的“下一步”是解决电力需求负增长问题。
记者：中国实施电改未来面临的挑战有哪些?
岳启尧：最大的挑战应该是“谁来监管”，发改委还是其他机构，这个角色必须尽快确定。这同时也体现了政府参与力度。以菲律宾为例，该国曾经实施竞价上网，由于供电量跟不上电力需求增速，导致电价猛增，引起电力用户强烈不满，该国最终不得不暂停这一市场化举措。这就是监管角色不明、力度不够所致。
其二，设计适合中国市场的电力交易规则。不过，这个很复杂，需要参考国家和地区特色。中国的电力市场是全球最大的，而且是好多个市场组成的，比如东北三省和广东省就完全不一样，区域复杂性比较强，到底是地区性监管还是全国性监管，还需要进一步探索和研究。
其三，电力公司商业模式会改变。市场化后，电力行业整体会从低风险、低回报转向高风险、高回报。其中，输配电领域相对稳定，但发电公司风险会提高，不过其相应收益也会增加，再加上如果放开售电侧，很多公司蜂拥至利润高的零售电业务，非常容易造成输配电行业投资不够，这也是2003年美加大停电的原因之一，因为投资意愿决定一切，谁也不愿意去投资不挣钱的行业，因此供电量上不去，停电事故自然容易发生。
当然，完全不灵活的价格变成市场推动的价格，让很多公司看到机会，不仅是华能、华电、大唐这些发电公司寻求零售电生意，就连外国企业也跃跃欲试，希望参与这一领域的业务。目前，外国企业在中国可以投建发电项目，包括光伏电站、风电场、燃气电站等，未来也极有可能参与到零售电业务。
因此，从大用户直购电过度到售电公司，需要关注以下几方面：售电公司是否拥有足够的管理经验;是否具备与智能电网相配合的技术;融资实力强不强、来源可不可靠;配套法律法规。
记者：您刚才前面提到日本也将进行电改，请问已经到哪个阶段了?同为亚洲国家，您认为日本的电改是否对中国有一定的借鉴意义?
岳启尧：今年4月1日，负责统筹日本全国电力融通的“电力广域运营推进机构”正式启动，而日本电改也才刚刚进入第一个阶段。
事实上，日本的电改速度是慢于中国的。日本从1998年才开始考虑电力市场改革，随后渐渐放开大用户的零售电业务，直至2012年才提出具体电改思路。不过，日本直到现在也没有实现厂网分开、竞价上网，坦率地讲，日本的电改其实还没有真正展开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