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体会备用网在线讯:“当时，我们通过直接交易购买了3.6亿度电，可以节约2160万元的用电成本。”
提起6个月前的电力用户直接交易，山东济宁中银电化有限公司的赵华盛依然兴奋。
对于像赵华盛这样的电力用户来说，电力交易中心与电力直接交易存在的意义，更多地体现在降低用电成本上。关于这一点，北京电力交易中心交出的“答卷”让人满意。
在这家交易中心挂牌当天，即完成一笔交易：
山东30家电力用户与陕西、甘肃、青海、宁夏四省824家发电企业完成了90亿千万时的电量交易，购电价格平均降低6.5分/千瓦时，总共为参与交易的山东企业节省成本5.4亿元。
而对电力改革甚至能源革命而言，国家级电力交易中心的当下作为和未来空间，绝不仅限于此。随着北京电力交易中心、广州电力交易中心以及一系列省级电力交易中心的挂牌营业，“统一市场、两级运作”的全国电力市场格局轮廓初现。
正所谓大平台有大智慧，透过国家级电力交易平台这个支点，人们期待当下可以充分利用大电网，打造跨区输送能源尤其是清洁能源的“范本”;未来，能够撬动我国能源实现安全、清洁、高效、可持续转型这个“大格局”。
依托特高压提速跨区交易
作为大范围优化配置电力资源、促进清洁能源省间消纳的基础平台，国家级交易中心的作用至关重要。
对北京电力交易中心而言，依托特高压电网，其大范围内配置电力资源的优势开始逐步显现。截至7月底，已经有约2000家发电企业在北京电力交易中心开展交易，省间交易电量3271亿千瓦时，这一数字大约相当于北京市4年的用电量。
本刊查阅公开资料显示，广州电力交易中心2016年计划安排“西电东送”总电量1799亿千瓦时。上半年，交易中心累计组织“西电东送”交易电量809亿千瓦时。
此前，有观点认为，除了两个国家级电力交易中心，还应该准许省级电力交易中心运行省间交易。其实，这不仅与本轮电改配套文件《关于推进电力市场建设的实施意见》中“省(区、市)电力市场主要开展省(区、市)内中长期交易、现货交易”的规定相背离。
在业内人士看来，这种观点过分地将问题简单化了，国家电网公司体制改革办公室主任朱峰告诉《能源评论》：“很多人拿电力市场与金融市场相比，但其实电力交易比金融产品的交易要复杂得多，它是物理性交易，需要瞬时平衡，涉及系统潮流和路径安排问题，如果在省级电力交易平台组织省间电力交易，很可能会导致市场混乱。”
比如，一家发电企业如果需要在多地电力交易中心进行交易，如何避免可能存在的“一电多卖”?如何进行安全校核?如何安排交易完成之后的调度?种种问题都会增加无谓的交易成本。
此外，将省间电力交易“下放”到省级平台，如何有效规避地方政府的干预，保证电力市场的公平与开放，保证电力交易平台的权威性，恐怕也将成为一个难题。
而统一在国家级交易中心运作，在避免上述问题的同时，还可以充分利用特高压电网优势，充分发挥统一市场作用，最大限度地满足市场需求，随着交易对象的增加，信息共享会更加及时，竞争会更加充分，资源配置效率也会进一步提高。
香港中文大学(深圳)理工学院副教授、中组部“青年千人计划”入选专家赵俊华认为，在物理市场上，联系紧密的区域应该形成一个统一市场，这样可以将交易成本降至最低。
在朱峰看来，按照“统一市场、两级运作”模式，国家级电力交易中心负责省间交易、省级电力交易中心负责省内交易，在实现全国电力资源最优配置方面具有合理性与优越性。
未来在统一的电力市场上，正如股票交易一样，国家级电力交易中心的作用更多体现在价格引导方面。
据华南理工大学电力学院教授荆朝霞介绍，英国等成熟电力市场的运行经验表明，很少量的电力交易就可以影响整个市场的出清价格，所谓“牵一发而动全身”。而这，或许也是国家级电力交易中心需要探索的方向。
清洁能源消纳效果显著
无论是聚焦当下，还是放眼未来，促进西部地区的清洁能源消纳都堪称电力市场化交易的“硬骨头”。
当下，西部地区清洁能源消纳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供需不匹配的矛盾：对东部经济发达省份而言，在“新常态”背景下，电力需求增速放缓，外购电意愿不强;西部地区，清洁能源装机增长过快，供给充足。
如在西南地区，近年来水电装机容量的年增长率一直维持在10%以上;在弃风弃光率排位靠前的新疆，2016年风电、光伏发电装机容量预计将达到3000万千瓦。
未来，依靠电力交易平台解决清洁能源限电问题是否有效?答案显然是肯定的。在风、光、水、火四种电源中，风电、太阳能发电、水电，虽然综合发电成本较高，但运行后的成本主要是折旧、利息支出、土地租金、人工等固定成本，边际发电成本很低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