反对电网拆分的一大理由是“容易形成企业间壁垒”，影响资源优化配置。这有些似是而非。资源优化配置的动力来自于地区间的成本特性差异，这与企业是否大统一没有关系。上世纪的最后几年，中国整体经济形势低迷，能源与电力消费甚至出现负增长，这种情况下，二滩水电站与三峡水电的电力消化成了大问题，便宜到几分钱都不能保证其发电能力不闲置，大一统并不能充分保证资源优化配置。目前，国网与南网间的电力交换的存在，也说明大一统对保证资源优化配置并不必要，关键是交易或者贸易的动力是否存在。
电网需要互联，提供彼此交易的物理基础，但是电网企业并不意味着需要铁板一块，基于“企业指令与内部决策”的“资源优化配置”相比基于“规则”与“市场动力”的资源优化配置，并不具有优越性，在稳定性、透明性与灵活性上，反而更差。我国目前区域电网之间的联络线已经不少，已经足够建立“统一市场”（这一点与日本有本质区别，在那里，不同地区的电网频率都存在不同），由于电力传输高损耗的特点，大规模长距离的电力输送在大部分情况下缺乏竞争力。
如何保持电力改革的独立性
——日本与我国面临共同的挑战
改革触及到电力企业的反弹是必然出现的。日本的改革也是这样。传统上，日本十大电力公司具有巨大的政策影响力，从1951年建立垂直一体化公司开始就反对电力行业的市场化改革。此次，电力行业联合会组织——FEPC也一直以“稳定供电”为由游说推迟改革的进度，强烈地反对关停核电。为了保持电力改革的独立性，日本政府成立了电力改革专家委员会，全部来自于大学与咨询研究机构，政府牵头改革，从程序与操作层面有效地保证了相关政策与改革建议的中立性。
我国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。目前存在的“弃风限电”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。就解决弃风问题而言，长距离输送的确是解决方案之一，但无疑成本很高。在目前的电价体系之下，东部地区的电厂的利润水平明显好于中西部地区，这说明其电价水平脱离成本的程度要更大，基于成本的“标杆电价”扭曲程度更高，其代价由所有的消费者承担。这可能造成远距离输送风电到东部仍有“盈余”的错觉。进一步说，远距离输送风电整体上不具有成本效益优势，并不意味着其中的某些个体不能获益。风电业主目前受制于“弃风”问题与电力体制，无法实现风电的就近消纳，替代本地的火电机组（1到10月，全国火电平均发电小时数还超过4000小时，在总体装机增长约等于负荷增长的情况下，负荷率相对去年还有所上升），会退而求其次转向其他解决方案。而电力传输企业输电建设可以扩大市场，享受“一线路一价格”，有充分的动力去参与。
因此，风电业主与电网部门，有可能联合游说，建议通过长距离输送波动性的可再生能源来解决“弃风”问题。远距离输送作为重大能源工程，其如果建成并最终投入使用，必然成为需要保证高负荷率的“政治工程”，将极大的消耗东部省份的调峰备用资源，使得东部地区的“廉价可得”的可再生能源发展失去足够电网资源的支撑。这一风电的发展形态如果形成，意味着高昂的能源供应成本，以及系统形态的进一步锁定。这对于中国电力系统未来的发展与改革，以及能源的可靠、安全、灵活供应都不是好消息。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重大问题。
目前，我国的能源改革内容包括重要的项目审批制度改革。政府作为公众利益的代表，其审批需要并且只需要体现在项目的私人净收益（收益-成本）不等于社会净收益的地方，以规避私人收益建立在公众损失上的可能。这是社会公众福利最大化的一般性原则。就火电项目而言，这种收益不匹配主要体现在环境影响上，因此其他方面的审批需要取消。而现在讨论的“风电长距离运输”，关系到我国电网系统的主干网结构与设计，其形态对全社会（比如风电接入与模式、电力系统灵活性、用电安全等）具有重大影响，是政府需要着力加强审批的地方。要通过充分、广泛、透明地引入公众与研究机构的参与，确保规避长期不可持续模式的发展。（作者为卓尔德（北京）环境咨询与研究中心首席能源经济师）
